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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国史大纲》写作前后的学术交往

发布时间:2019-10-09  来源:互联网    编辑:匿名  

1938年8月,西南联大放暑假后,文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钱穆为写书而滞留蒙自,与汤用彤、姚从吾、容肇祖、沈有鼎、贺麟、吴宓借居旧时的法国医院。此处距空军基地不远,成为空袭危险地带。钱穆《师友杂忆》记述:“医院地甚大,旷无人居,余等七人各分占一室,三餐始集合,群推雨生为总指挥。三餐前,雨生挨室叩门叫唤,不得迟到。及结队避空袭,连续经旬,一切由雨生发号施令,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然亦感健身怡情,得未曾有。”自9月空袭频来,他们每晨抱书稿跑警报,将近傍晚乃返。因此,钱穆决定迁居到昆明百里外的宜良县山寺里著书。

寒假时,汤用彤与陈寅恪同来寺中看望钱穆。夜晚,清风徐来,三人在石桥上临池而坐。陈寅恪对钱穆说:“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钱穆则表示即使在此幽居一生,也心甘情愿。诸位先生的天性气质,于此可见。陈寅恪心怀离乱,忧虑难以自遣;而钱穆却似乎逍遥世外,眼中只有学术。尽管他们性情迥异,然其学术报国之心,未尝有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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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前夕,汤用彤和贺麟送钱穆到宜良西山岩泉下寺。方丈闻讯,出寺门迎候。他们借住在寺内的一座环境清幽的独栋小楼。时值晚秋,山林满目苍翠,桂花香溢,风清气爽。当晚,汤用彤和贺麟问钱穆:“此楼真静僻,游人所不到。明晨我两人即去,君一人独居,能耐此寂寞否?”钱穆答道:“居此正好一心写吾书,寂寞不耐亦得耐。窃愿尽一年,此书写成,无他虑矣。”次日两人走后,钱穆独居静僻古寺,继续动笔撰写构思已久的《国史大纲》。

据了解,英国收藏家史密斯,澳大利亚华裔收藏家陈建辉,南非收藏家布朗,俄罗斯著名艺术家列别杰夫,蒙古国收藏家巴特,香港霍英东集团公司董事、霍英东集团创始人霍英东之子霍震宇等多位海内外知名人士十分关注薛海涛近期的作品,并以收藏其作品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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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大纲》的创作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钱穆没有机会上大学和留学,但是依然研读西学兼治佛学有成,并在树立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形成了会通东西的学术方法和格局,成为一代文化宗师。这与他对旧邦新命的矢志求索,以及有汤用彤等具备中外文化视野的良友引导和启益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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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钱穆把平日讲通史的笔记底稿藏于衣箱夹层内,与汤用彤、贺麟一同离开北平,由天津取海道赴香港,再到长沙临时大学。又随校西迁,经过广西,借道越南,方至昆明。1938年4月,最终到达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蒙自,至是辗转流徙万里,阅尽生灵涂炭。钱穆复讲国史,倍受学生欢迎。虽然生活颠沛,书籍匮乏,但是在师生们勉励下,他为了全国知识青年和时代急迫需要,决心写一部中国通史教科书。是年5月,陆续起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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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到1937年,钱穆在北京大学教授国史,他的代表作《国史大纲》就是在讲授“中国通史”等课程的讲稿基础上著成的。钱穆与汤用彤同年到北大任教,一见如故,相互引作知己。汤用彤考虑到钱穆一人生活不便,安排他住在汤宅前院一书斋,并介绍老友熊十力、蒙文通、陈寅恪、吴宓、梁漱溟给钱穆认识。他们常相过从,钱穆尤时时与汤用彤研讨,贯穿着他创作《国史大纲》的前前后后。“中国通史”的全部课程纲要,正是钱穆寓居汤家期间写定的。他逐年添写,积累了五六厚本,成为日后著《国史大纲》的唯一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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